《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谈近年来的资本主义危机

  • R馨生活
  • 20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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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谈近年来的资本主义危机

危机对资本主义再造是重要的。正由于在危机的进程里,我们遭遇到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接着重新塑造及改造以创造出资本主义的新版本。许多事物被放弃和浪费掉了,好留空间给新的事物。之前的生产基地变成废弃的工业废址,旧的工厂被推倒或转型作为新用途,蓝领社区进行都市更新。在其他地方,小农场和其所属财产被大规模工业化农业或崭新豪华的工厂所取代。创业园区、研发基地、趸售仓库和配销中心,在郊区住家的大片土地上到处蔓延,并透过高速公路网路相互连接。各大城市竞相建造高耸华丽的办公大楼、如诗如画的文化建物和市郊区许许多多的超大型购物中心,机场里充斥各国无数的游客和商务人士,某些城市规模甚至倍增。发始于美国的高尔夫球场和封闭型社区,现在也可在中国、智利和印度看到,只不过周遭被许多四散违建构成的贫民窟所包围。

但危机的重心并不在于景观的大幅改变,而是思想和理解方式、机制和主流意识形态、政治忠诚和过程、政治主观性、科技和组织形态、社会关係,以及表彰日常生活的文化习俗和品味的大幅改变。危机严重动摇了我们对世界和在世界里所处地位的认知。此外,作为新世界永不停息之参与者和寄居者的我们,不论是否赞同或被迫,都必须适应新的事物──即使当我们仅能透过我们所做的、思考和行动的方式,为这个混乱世界的本质产生微不足道的贡献。

身处危机中,很难看到出口的可能位置。危机并非奇特事件,虽然自有其明显的触发因素,但他们所代表的结构改变却要多年之后才会开始产生影响。1929 年股市大崩盘危机所产生的长期效应,在世界经历了 1930 年代的大萧条、1940 年代的世界大战之后,最终要到1950年代方才完全解决。类似的是,1960 年代末期国际货币市场骚动,以及1968年发生在许多城市(从巴黎、芝加哥到墨西哥市和曼谷)街头事件所呈现的危机,之后经历 1944 年所建立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国际货币体系在 1970 年代早期崩溃、1970 年代纷扰不安的劳工运动,以及直到发生美国雷根总统、英国柴契尔夫人、德国柯尔总理、智利皮诺切特总统,和最终中国邓小平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兴起与巩固之后,这场危机到了 1980 年代中期方才真正落幕。

这是后见之明的好处,在危机完全发展完成之前,我们不难找出许多问题的徵兆。例如,1920 年代货币财富和所得不均的浪潮,以及美国 1928 年房地产市场爆发的资产泡沫,都谕示 1929 年的大崩盘。事实上,从某个危机逃离的方式,本身内含了下一次危机的种子。 1980 年代开始的高水準负债和日增的全球解除金融管制,原意是透过促进跨区移动,用于解决和劳工之间的冲突,但结局却是导致 2008 年 9 月 15 日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殒落。

雷曼事件发生后,转眼已超过五年,该事件导致金融崩溃的骨牌效应。如果历史可资参照,此时此刻可以大胆预期应会看到重生资本主义出现的清楚徵兆(如果可能重生的话),但现在对于到底哪里出错仍众说纷纭,并存在各式各样的改革方案。新思路或政策的贫乏更令人感到惊异,我们的世界即使没有更深化强调新自由、供给面和货币主义者的处方──紧缩才是治癒我们疾病的适当用药,世界如欧洲和美国广泛两极化了;某些版本通常片面採取凯因斯需求面和负债扩张政策(如中国),却忽略了凯因斯对较低所得者进行所得重分配的重要主张。不论採取上述哪种政策,结果都是对富人阶级有利,他们现在已在国内和全球(如媒体巨擘梅铎﹝Rupert Murdoch﹞)层次建构了日益强大的权贵政治。在其他地方,富人变得愈来愈有钱,对于排名全球前一百位的巨富(从中国、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和印尼,以及从北美和欧洲这样的传统财富集中地)来说,单单在 2012 年一年,他们的财富合计增加 2,400 亿美元(根据牛津饑荒救济委员会估计,这些钱足以在一夜之间结束世界的贫穷)。相对而言,大众的福祉最佳状态不过是停滞不前,或甚至较为可能的是加速(即使不是灾难式的)下降(如希腊和西班牙)。

中央银行的角色,应该构成近年来重大的机制差异──美国联準会(Fed)在全球层次担任了领导(即使不是主宰)的角色。但从引入中央银行之时起(英国在 1694 年是最早的例子),央行的角色便是为了保护和对银行家纾困,而不是照顾一般人民的福祉。事实上,从统计的角度,美国在 2009 年夏天便可脱离危机,且几乎全球各地的股市都已光复之前的跌幅,而这些和美国联準会的政策完全无关。这是否意谓我们的世界属于由各国央行独断管理的全球资本主义?这些银行家最重要的职责是否为保护银行和权贵阶级的权力?若是如此,则对于解决目前全球大众经济停滞和生活水準下降的问题,看起来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希望。

对于利用科技手段处理目前经济难题的前景,存在非常多的讨论。虽然新科技和组织形态的结合,总是对促进解决危机有很大的帮助,但这个组合从未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近年来,「以知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成为未来希望的焦点(生化医疗、基因工程与人工智慧位于最前线)。然而发明总是有正反两面的影响。毕竟在 1980 年代,透过自动化造成了去工业化,例如在 1960 年代对工会劳工支付良好薪资的通用汽车。此外,取通用而代之的沃尔玛也是如此,沃尔玛目前是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雇用了大量非工会的低薪劳工。如果现今科技可以将我们带向某个方向,则劳工雇用机会的减少和资本之智慧财产权报酬/经济租的增加便会是唯一方向。不过,如果每一个人都尝试寻租且无人投资于製造,则资本主义会清楚地将朝向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危机发展。

一方面,资本主义菁英及他们智识和学术的追随者,看起来无能作出根本性的改变,或是对低成长、停滞、高失业率和国家主权转移至债券持有人之手这些令人不满的危机,找不出可行的出路。另一方面,传统左派的力量(政党和工会)明显不能动摇资本的力量,他们在过去三十年被右派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攻击所击垮,而民主社会主义也已失去大众的信任。 1989 年以后,既存共产主义的谜样真实崩溃和「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让事情变得更糟。残余的基本教义左派目前主要存在于任何机构或组织的反对管道之外,他们冀求透过小规模的行动和当地行动主义,最终能导致某种令人满意的巨观选项。对自由主义者、甚至对反国家主权之新自由主义产生奇特和鸣的左派,他们在智识上受惠于像是傅柯(Michel Foucault)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在难懂的后结构主义(偏好身分认同和认同政治、避开阶级分析)大旗下重新组合后现代残片的学者。自治论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地方主义者的观点和行动到处可见,便为明证。然而,因为左派在不掌权的前提下寻求改变世界,造成权贵资本主义阶级更加团结,他们主宰世界,却不受限制的权力始终稳固。这个新的统治阶级受到了拥有安全和监视力量的政府帮助,而这些政府绝对会以反恐之名,毫不犹豫使用它的警察力量来镇压任何形态的不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写了这本书。我的取向有些不正统,虽然遵从了马克思的方法,却未完全接纳他的处方,我们还担心读者会因此不能完全接纳本书的论点。但如果人们想要跳离目前经济思想、政策和政治的漏洞,则在此智识贫乏的时代,会明显需要不同的探究方法和心态认知。毕竟,资本主义的经济引擎显然已身处困境,像蹒跚而行的老爷车,不是发出霹啪声,就是没有预警随时会故障停下来、或是到处发出间断性的爆裂声。对每一个处在道路上某处的人而言,危险的徵兆大量出现在丰富生活前景的所有转折里。对于资本主义如何、甚至是为何陷入如此的麻烦,看起来并无一致的了解。但始终一直如此,如马克思所说,全球危机总是产生自「中产阶级经济里所有矛盾的实质聚积和有力调整」。弄清楚这些矛盾应能大幅揭露严重困扰我们的经济问题。无疑,这值得努力一试。

将本书与众不同思考模式应用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了解,以得出可能的结局和政治后果,应该也值得我们一试。乍看之下,这些后果不太可能发生,更不要说实务上可行或政治上可被接受,但重要的是提出选项(不论看起来多奇怪),且如果条件成熟、情势需要则加以使用。如此,我们便拥有了未曾想过、未曾碰触的许许多多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全球论坛,以考量资本在何处、可能流向何处和应该怎样处置。我希望本书能对相关辩论产生一些帮助。

◎本文摘自《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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